易中天，我可以替余秋雨拿出捐款证据吗

易中天，我可以替余秋雨拿出捐款证据吗

老海

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捐款门”里里外外热闹非凡，一如当下朝鲜，当仁不让文化大师之名的余秋雨当即成了众之所矢。余秋雨到底是真捐假捐，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大师及大师荣誉董事长之的九久公司言之锵锵，“20万捐款已毕”。然而，言之锵锵到底不是言之凿凿，“凿凿”便成了问题，成了滚滚之汹势，成了大师的最大头痛。

余秋雨要不要拿出捐款证据？这是个颇值玩味的问题。刑事证据可以自举，以证清白；民事证据须得自举，谁让你主张都到了法庭？二者都有法律可循、可从。可道德证据却让我们，也让大师无所适从，因为谁也找不来须得自举道德证据的明文规定。可是，有人偏是软硬兼施，要将大师往死路上逼来了。

能提出这个颇值玩味问题的人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利眼的，一种是有心的，还有一种是跟着前面两种人起哄的。利眼的人善于事物逻辑而不擅于人身攻击，他们对事不对人，但求知情，不求伤害，只想完善一个“已然捐款”的逻辑，而捐款证据就是这逻辑。有心人里却是分为断然不同的两种人，一种是同情大师遭炮轰的遭遇，同时坚信大师已然捐了款，好心劝告大师示证于世，言之谆谆而不厌其烦；另一种人是笃信大师欺世盗名，算定大师拿不出任何捐款证据，嘴里也是一个劝字，心里却巴不得大师早日身败名裂，最好就此事而败。有了这利眼的人群与好心的人群，“捐款门”岂能不闹？在咱中国，只要事一闹起，第三种人群也就应时而生，踵随哄闹来了。

在这些也算是余师蹉跎岁月的日子里，国学大师易中天的质难最是让人百思不解。当余秋雨身陷“捐款门”时，余大师已经是百口莫辩，善辩能言的易大师这个时候却站了来，断然站到了质疑与批判的一面。这会儿，恐怕所有人都已嗅到了文人相轻的酸味。谁说文人相轻的表现形态就一定是固定在与文字相关的形态上呢？指不定还有一二余大师的追随者会说这是文革之后文人相斗的最高形态呢。

对于余秋雨大师来讲，尽管易大师只是轻轻一“发问”，那也是所有质难中的最难以容忍者了。以易大师的号召力与影响面，他在所有利眼人群、有心人群与起哄人群里无疑就是登高一呼的那个。然而，有人会认为这是易大师的凛然正气？有谁会将此传为文化界的一桩美谈？“挺身而出”的易大师会因此名留青史而余大师却万劫不复地身败名裂吗？

依我看，易大师此举必会伤及文化界的某些气氛，也必会招来下一次文人相轻运动的仿效，必伤国学大雅。堂堂的一个国学大师，不致力国学研究，反倒“研究”起诸如“捐款门”的旁门左道来，这算哪门子的闲情逸致或匡护正义？

如果让我替余秋雨大师拿出捐款证据，那也不难。只要余大师乐意，不需委托，我也愿意跑上一趟四川，去重建家园的灾区调查取证，顺便旅游一回，拉动内需一回，高尚地爱国一回。我有的是办法，也有的是时间，证据自然也会有的。但是，我知道余大师是坚决不会同意的我的提议。这是他的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轮不到我老海来多管闲事。何况，大师心里自是早有定数——这不是一件证据不证据的事。

而且，就算我问到也来多管闲事的易大师那里，易大师也是不会同意。在他那篇“问”动天下的质难文里，易大师斗意已定，气吞秋雨，在他决不妥协的四点要求里，易大师已然严词强求“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这九字严词大有立法之势，易大师又如何肯法外开恩——让我老海也往这趟浑水插上一脚呢？

捐款是自愿的，公开捐款也是自愿的。新闻媒体现场报道公开认捐，目的不在于为公众提供监督认捐的机会与证据。舆论引导，倡导全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血出血”的风尚，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新风采新面貌，才是媒体当其时所最需要做的。这也是国家与民族当其时最需要的媒体宣传功能。时隔一年后，如果我们搞起秋后算账，拿着电视画面上的、报纸杂志上的认捐名单对号入座去算“秋后账”，要求每一位认捐者都必须拿出捐款证据来，有取舍地高歌颂扬或大力批判当年的认捐者，一如今日的“捐款门”事件，那就是背违初衷，远离比认捐比捐款更为宽阔、更应倡扬的道德面，这又何异焚琴煮鹤，何异于舍本求末！

算完余大师的“秋后账”，我们是否又要拉出下一个余秋雨来批斗一番？是否要给“功德无量”的“咬余专业户”立上一笔春秋大功？一张张偌大的认捐名单如何才是算到头？还有，既然已是狂风暴雨，既然已以立法之势来秋后算账，我们是不是该把中纪委也邀请进来共同“办案”？

事实上，“5.12”后的倡导时尚、宣扬国家的目的我们已经达到了。就是这家那家企业慷慨认捐这名人那名人公开认捐的一幕幕，让我们民族又一次走向了空前团结与凝聚，让我们国家再一次向世人宣告国泰民安，宣告我们的国强民富。此间此际，我们何苦要动众怒？何苦要来上一出焚琴煮鹤的乱哄哄？何苦要在世人面前露出我们中国人仇富恨贵的劣根来？

2009-6-17 老海